梁燕城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思维，是从整体看宇宙万有，追求与自然和谐，所谓“保合太平”，也追求人与人，国与国的和谐，所谓“协和万邦”。其具体方案是以社会伦理(礼)及艺术精神(乐)，来达至“和谐”，所谓“礼之用，和为贵”，“乐以道和”。《礼记》云：“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这是现实和谐之道。和的精神，是一个世界观，认为世界是一网络相关的感通宇宙，人也是感通的人。天、地、人是一互动感通的系统。宇宙本体通人本体，而形成一“感而遂通”的互动和谐世界，是为太和。人在道德上的不安，是感通之流露，称之为“仁”。“仁”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种性质。孟子以“不忍人之心”，“恻懚之心”建立仁作为人性的本体，为普遍价值之基础。仁是感通他人感受的一种经验，只有如此，人才可以彼此了解，不同文明也可彼此对话，站在对方世界观去思考和欣赏其文化价值，而不因其差异而怀疑对方。因着仁心的肯定，人要尊重自己，尽人之性，是为忠，人也要推己及人，接受他人之不足，原谅人之错误，是为恕。忠可化解自己心中的怨恨，恕可宽恕他人的错误，如此才能除去愤怒的毒根。双方能以忠恕释出善意，才可能有化解冲突的机会。（梁燕城在2004 年马来西亚举办的第一届“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演讲：《感通与和谐──从忠恕之道化解冲突》）
李光耀主张，中国的文化将继续发展、演化，并且成功地适应工业化与全球化。中国能够保护，也必须维护的是让中国社会得以抵御和克服外来震荡与内部动乱的核心价值观，使中国文明在这个千年里生生不息，绵延不断。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序），朋友有信。它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之间的义务与权利。这并不妨碍在全球化世界里取得成功所必须进行的改变，但却或许需要作修改，因为女性已经和男性平等，而在治理国家方面则君王被代表人民的部长所取代了。
要在现代知识经济中获取成功，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士农工商”的次序必须调整。这曾是成功的农业社会优劣轻重依次的排列，因为他们迫切需要让脑筋最好的人负责掌管一个庞大的农业文明社会。但是要往前走，中国的农民将只能是人口中的一小部分。美国的农民占了劳动人口的 3％，欧洲 2 至 5％，而中国却是 46％。驱动经济的是新的知识、新的科学与技术领域中的新发现、由企业家引进市场的新发明。因此，尽管受过良好教育者仍然是推动经济进展的最重要因素，但他只有在把脑筋用在吸收和发掘新知识、从事研究与发展、管理和营销、银行和金融，以及其他无数需要掌握的新事物方面，而不是用在钻研四书五经、古典著作和诗歌上，才能够发挥这个作用。那些聪明的读书人，也应该成为发明家、开创者、风险投资者和企业家。他们必须为市场带来新的产品和服务，以丰富天下人的生活。（李光耀：《东西方文化与现代化》，新加坡《联合早报》2004 年 4 月 22 日）
钟颂提出：2004 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张力重新受到官方和民间的认可和弘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指导中国外交的思维理念和具体实践，日益受到重视。这种具有传统中国特色的“中国式外交”，能否为新世纪的中国外交开拓新局？（钟颂：《传统文化输血中国新外交》，美国《国际先驱导报》（2004年 12 月 27 日）在“外交论坛”专栏）
大石齐平认为，新儒学是“中国威胁论”与“文明冲突论”的双解药。中国威胁论形成的原因，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未做好心理准备，更关键的是，对中国的民族性格及政治哲学缺乏了解，从而常常把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经验延伸，硬套在中国身上，认为中国富强之后必继之以霸权。殊不知儒家政治哲学讲究的从来就是“王道”而不是“霸道”，王道思想遍布于孔子、孟子的言谈及大学、中庸之中。“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等等，莫不体现出王道思维。要破解“中国威胁论”，有效且必要的手段，即是让国际社会更多地认识中国政治哲学。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应对内振兴儒学，对外输出儒学。其次，全球化趋势下浮现的国际矛盾与冲突，原因固然复杂，但究其本质，不外经济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因应之道，除应通过国际合作努力，以建构一个健全有效的政治机制之外，根本的做法，是应该让世人认识并学习一种“和而不同”、“济弱扶倾”、“天人合一”（即可持续发展）、“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政治与经济发展哲学。儒学除了作为一种针对“中国威胁论”与“文明冲突论”的解药之外，针对中国面对的另外两个挑战，即周边地区（特别是台海问题）与制度革新，儒学振兴亦能起上一定作用。例如，所谓制度革新，无非就是建构一套好的体制，来规范政府、企业与个人的行为，使之不逾矩，既符合公平原则，又满足效率要求。
以“新儒学”作为核心来建构新世纪的中国文化战略：
一、“新儒学”可以而且应该是“泛儒学”。此处的“新儒学”更多地是指包括了儒、释、道、法等主要中国流派在内的一种综合。必须承认儒、释、道、法等都有其精华，也都有其未必适用于特定时空的内容，因此，不宜独沽一味，必须取宏用精。
二、“新儒学”的建构与实施须符合科学原则。近代儒学教育一个较成功的模式是新加坡。新加坡自 1980 年代开始决定实施儒学教育，从研讨教材开始，礼聘国际知名儒学大家，根据新加坡的国情与时空环境，集体研究经数年定稿，这符合科学精神。
三、“新儒学”应视为中国的优势文化产品，拓展出口。文化，是软实力；新儒学，是中国的优势项目。中国亟应研拟并推动以“新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输出战略，作为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将“中国威胁论”扭转为“中国贡献论”。与此同时，作为第一步，首先应在中国范围内积极做好科学振兴中国新儒学的工作。（大石齐平：《新儒学：全球化中的中国文化战略》《凤王周刊》2004 年 12 月 25 日第 3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