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君臣、父子、夫妇、诸父、族人、兄弟、诸舅、师长、朋友,实际上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九个关系,这九个关系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就是:国家与人民、父子、夫妇、父亲的兄弟姐妹、族人、自己的兄弟姐妹、母亲的兄弟姐妹、师长和朋友。这九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了,国家和社会自然会安定团结。当前,我们国家的稳定,是保证市场经济正常秩序得以建立的前提,而纲纪学说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调节社会秩序,可以加强安定团结,保证社会的稳定。儒家纲纪学说不合理的地方,在于只强调单方面的服从,强调了前者为后者的纲,这是其糟粕的方面。而在当代,我们应该加以改革,强调两者之间的平等的关系、相互尊重的关系。[2](P.92)
在人与社会之间,儒家向来关注社会的统一和稳定,提倡天下一家。《礼记·礼运》提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为了实现天下一家,必须树立天下为公的思想,此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就要求把个人、家庭、国家、天下看做一个统一的整体,一切都从天下一家着想,做到“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步实现社会的稳定。在日益现代化的今天,由于市场经济不断推动工业化和都市化两大过程,人际关系冷淡、下岗失业者增多、家庭社会组织结构趋于松散,有一些不稳定因素。在此形势之下,要用儒家的忠恕来调节,忠要求积极为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则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将这种忠恕推及人际关系,既能减缓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对峙与冲突磨擦,又能促进人与人之间情感上的结合;推及社会,就可以孕育出敬业乐群的工作观,使社会管理趋于合理。
儒家的管理哲学涉及的方面很广,其核心是强调道德经济合一论、义利合一论,突出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儒家强调管理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人自身的管理,或者说是自我管理。人自身的管理,要通过修身来解决。修身,自古以来被称做“务本”的功夫,是对孔子“君子务本”(《论语·学而》)的发挥。《大学》强调“富润屋,德润身”,非常重视人自身的道德建设。按照儒家的观点,不管是企业领导者,还是一般员工,人人如果都能做到“克己复礼”,也就可以做到自我管理。在完成自我管理的前提下,进行企业管理,就要容易一些了。在儒家看来,企业管理要突出道德与经济的合一,义与利的合一,崇德与广业的合一。《易经》强调“利者,义之和也”,《大学》强调“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都是道德经济合一论的典型表述。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认为,《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指出:“据《论语》把算盘,四方商社陆续竞兴。……是《论语》中有算盘也。《易》起数,六十四卦莫不曰利,是算盘之书,而其利皆出于义之和,与《论语》见利思义说合,是算盘中有《论语》也。算盘与《论语》一而不二。……世人分《论语》、算盘为二,是经济之所以不振。”[6](P.36)
在用儒家思想进行管理方面,日本企业界做得好于中国企业界,所以有一种说法,孔子讲道理,日本实践道理。现在中国企业界应该急起直追,迎头赶上。
人与企业或单位之间的关系,可以运用儒家伦理来调节。企业经营者应遵从“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的古训,把追求企业利润和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结合起来,一味追求企业利润,会遭到消费者报复。企业领导应以身作则,遵守国家和企业的法令、方针和规章制度,领导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其身正,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对自己严格要求,对部下,则坚持“和为贵”(《论语·学而》),就可以使企业保持凝聚力。日本企业开发儒家的伦理功能,创造出一种《论语》加算盘或《论语》加计算机的模式,在企业内部实行日本式经营,用三种神器即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集团主义的核心观念,来经营家族式企业公司命运共同体,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中国在一定范围内,也开始推广儒家管理哲学。在这方面,香港孔教学院、山东威海光威集团、青岛海尔集团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东方文化圈内,也出现了一些儒商集团。它们在用儒家伦理整治企业伦理方面,取得了一些经验,如光威集团提出了“孝为大,礼为先,俭为本,勤为根”的厂训,作为广大员工的行为准则,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拼搏,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和“科技进步,质量万岁,勇于超前,争创一流”的兴业宗旨。在其厂训中就渗透着儒家伦理。如果能把这些企业的经验很好地总结一下,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在一定范围内推广儒家伦理,取得进一步的经验,就有可能在一国之内、数国之内把儒家伦理推广开来,然后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开来,逐步形成普世伦理,参与全球伦理的创建。
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要提倡仁爱、忠信和中庸之道。要用爱己之心去爱人,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人与人之间以诚相见,忠信,礼之本也,所以要“主忠信”(《论语·学而》)。奉行中庸之道,就可以做到不偏不倚,保持人际关系的平衡与和谐。因此,中庸应成为最高的美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人际关系和谐了,社会自然也就和谐稳定了。
儒家的政治哲学强调王道政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重,提倡“己不正,焉能正人”,“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强调做清官,为民做主。在治理国家和社会方面,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礼结构和德治主张,由仁爱之心到礼制,到德治,是以德治国的逻辑进展。“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仁要具体落实到爱人上,而爱人不是抽象的,要通过恭、宽、信、敏、惠、敬、忠等条目的实施,来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这种仁爱之心推发到仁政,就可以得天下。儒家向来主张“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把儒家的这些思想应用到当代的社会实际,当政者时刻考虑到人民的利益,把仁爱之心推及到普通百姓,杜绝向百姓索、拿、卡、要,时刻想到减轻人民的负担,使人民不仅能得以解决温饱问题,而且能有愉快的心情,那么,这样的国家还会治理不好吗?
儒家政治哲学的最高境界和终终极目的是“天下太平”。而实现理想境界的途径,则要有一系列的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环紧扣一环,就可能实现清明的政治。为此,就要求人们使自己的家庭井然有序,先做到“齐家”,而做到这一点又必须提升自我修养,加强“修身”的工夫。这种政治哲学强调政府的作用,强调为使天下太平,统治精英必须承担道德义务,因此儒家认同以德治国的原则。儒家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是“德治主义”,亦即在上位者以德政统治人民。一国之中,不论法律与制度如何完美,如果统治者无德,也无法引导人民步入正轨。这正是个人道德修养(修身)与政治目标(平天下)常常并提的缘故。三不朽论是很高的道德标准,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到三不朽论的是叔孙豹:“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在此之前的历史人物中,惟一称得上三不朽者,非周公莫属。周公其人成为孔子心目中立德、立功、立言的伟大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