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虽然东方思想家注重天人合一,时时警告人类不要破坏大自然,但是东方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却同样犯了西方那样的错误,甚至比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当代中国,只顾经济发展和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而不顾生态平衡的做法司空见惯:食用野生动物的现象令人恐怖,带腿的除了桌子不吃什么都吃,带翅膀的除了飞机不吃什么都吃,会游泳的除了轮船不吃什么都吃;在我们身边随时可见的臭水河、污水河、黑水河,在警告我们的生存环境是多么的糟糕,这样下去我们会无水可喝;满天飞的白色塑料、黑色塑料、黄色塑料几乎能够挡住我们的视线,堵塞我们的呼吸;在植物领域,来自国外的一些破坏生态平衡的野生植物如水葫芦、紫茎泽兰、葛藤……肆无忌惮地侵犯了我国的领地,泛滥成灾,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失衡;近海频频出现的红潮,给我国的渔业造成的损害更是无法计算;许多动物濒临灭绝的境地,但滥杀的现象却没有断绝;森林被滥采乱伐,天然“氧巴”在减少;北方不少小一点的河流已经从地面上消失,有些大的河流也在变成季节河,辽河、黄河的断流都不是少见的现象,长江水变得越来越浑浊。……这些恐怕与破坏了天人合一的秩序有一定的关系。我们还在重复着西方世界在工业化初期所犯过的错误,甚至比他们当时走得更远。西方的有识之士,比如欧文·拉兹洛就对我们提出了警告:
中国的社会与生态非可持续性,较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更为危险。尽管一般人都认为中国刚刚
迈进产业时代,中国已有长足进步,但这成就是否能维持,关键在于她必须正视的问题:社会生态根本上
的非可持续性。[1](P.51)
欧文·拉兹洛指出的严重事实是: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耕地却只有美国的1/10。中国是以全球7%的耕地和全球淡水贮存量的7%,养活全球22%的人口。淮河的191条支流里就有4/5的河水变成墨绿色;80%的河川与45%的地下水遭污染;76%的饮用水不符最低健康标准。而造成这种非可持续性乃是目前城乡的环境、每年流失70万公顷土地、每年增加1400万人口等现状造成的结果。[1](P.52~53)
面对人类不顾后果的发展,大自然已经发出了警告:如果继续掠夺式地开发自然,破坏自然,其结果最终会导致整个人类的灭亡。在这样严峻的形势面前,东方宏儒季羡林先生提出,人类脑筋里必须先有一根弦,先有一个必不可缺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就是“天人合一”思想。没有这个指导思想,人类就会像是被剪掉了触角的蚂蚁,不知道往哪里走。从发展的最初一刻起,就应当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念念不忘过去的惨痛教训,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尽最大的努力,对破坏自然的现象加以抑制。在开发大自然的时候,应该把“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人类的紧箍咒,使人类在开发之时,不忘应该把和大自然的和谐放在首位。天人哲学是儒学综合思维的典型表现。综合思维要照顾到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讲普遍联系,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中医治病讲究从人体整体来对待病情。用东方儒学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动,可以济西方“征服自然”之穷。[2](P.92)
上文提到的古代中国人的生态意识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作为当代生态意识加以提倡。儒家提倡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同、相类和统一的关系。这种思想在儒家学者那里是一贯的,孔子已经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述而》),强调“巍巍乎唯天为大”(《论语·泰伯》)。所以,人不应该“欺天”(《论语·子罕》),而是应该“畏天命”(《论语·季氏》)、“知天命”(《论语·为政》),因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如果说孔子所主张的,还不是明确的“天人合一”思想,那么,《易传》则说得明确了:“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乾卦·文言》),“天人合一”成为人生追求的理想境界。孟子提倡“仁者无不爱”,“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中庸》的“天人合一”思想更为明确,“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就必须实现整个宇宙的整体和谐,做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为此,荀子提倡对于草木鱼畜都要“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做到“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包括人类在内)才能“皆得其命”(《荀子·王制》),才能正常生长和发展。董仲舒更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但他把天人合一向天人相类的方向发展,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因此,人如果得罪了天,破坏了自然,天就要发出警告,甚至降下灾祸以报复。为了不受到自然的报复,程颢要求“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遗书》卷二),王守仁也主张让人与鸟兽、草木、瓦石“皆为一体”,做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体之仁”(《王阳明全集·大学问》)。
儒学重视人与天的相通,达到天人协调、和谐与一致的境界。这样的思想,强调人只有尊重自然规律、顺从自然规律,人才能得到自然的赐予和恩惠,反之,只会身受其害,破坏了自然只会尝到自然报复的苦果。
正是儒家思想中蕴含着这种人与自然要和谐一致的思想,所以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才号召到孔子思想中去寻找人类彼此能和平共处、共同生存的智慧。人称现代大儒的日本人冈田武彦,也把儒学思想同克服现代人因科技进步而产生的忧虑结合起来。他认为科学文明的进步一日千里,但本来应该贡献于人类共存繁荣的科学文明反而产生了危害人类生存的弊害。在此前提之下,在拯救人类的对立斗争中,万物一体论基于人我共存的人道主义立场,对不同的思想、文化和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是一种宽容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3](P.40~41)因为儒家期望与物一体从而实现理想的人、理想的社会。与物一体就是使物各得其所,实现万物生存的理想的态度。[4](P.52)这正说明儒家的宇宙学即天人之学是一种整体性的大生命观,它与当代生态学相一致,同时又表现出热爱生命、泛爱万物的纯朴情感,在中国生态环境虽然局部有所改善、整体却在继续恶化的情况下,我们应当依照儒家天人一体的思想,吸取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建立起生态哲学,从而向更高级的生态文明转型。[5](P.53)
儒家的伦理哲学强调做人的重要性,做人的根本问题是要处理好三种关系:天人关系、人际关系、人自身与思想的关系。天人关系前边已经做了论述,此不备论。人际关系之重要,陈寅恪先生说:中国最发达、最成熟的是家族伦理之道。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我平生最爱诵者,是《礼记》中《乐记》、《礼运》二篇。中国文化的精髓在礼。何谓礼?礼者天地之序也。儒家以礼乐教化为本,实为中国文化之最高峰。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也说:“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於此。”人际关系的核心,陈寅恪先生在《悼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进一步阐述说: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
Eiaos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鲍叔。其所
殉之道,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
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
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
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演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史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
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借之以为寄命之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