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的分化组合与定位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天下之大势”,也是思想文化的发展规律。而思想文化分合的局面往往是与政治之分合相适应的。正如梁启超所说:“凡思想之分合,常与政治之分合成正比例,国土隶于一王,则教学亦定于一尊,势使然也。……”他以战国百家争鸣为例,分析说:“周既不细,权力四散,游士学者,名称道其所自得,以横行天下,不容于一国,则去而之他而已。”[3]整个一部中国思想文化史也可以印证这一观点。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不统一,思想文化界是百家争鸣,儒、墨、道、法、阴阳、纵横、兵、杂、小说、名诸家蜂拥而出。而且,在同一学派内部,也有分化的情况发生,如儒分为八派,出现了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墨离为三派,出现了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秦汉时期,政治走向统一,思想文化也逐渐走向统一,于是出现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汉武帝采取了这一主张,从此儒学定于一尊,成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后来,儒学不断吸收外部或外来文化的因素,有过儒道互补型(如玄学)、三教合一型(如理学)、四教会通型(以基督教为主的西学与三教的会通和伊斯兰教与三教的会通)等各种不同的形态,但儒学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中国封建统一王朝的指导思想,即使汉族以外的蒙和清统治者,也出于统一王朝的需要,以儒学为统治思想。而从另一方面,儒学本身也不断演化,分化成众多的学派。但这些学派虽有区别,如理学与心学,甚至还有过激烈的矛盾和斗争,产生过朱陆之辩、程朱与陆王之争,但这些不同学派的儒学集合体的主体地位却是不变的,这就说明,适应中国长期封建社会政治统一的,只能有一种意识形态或官方统治哲学,那就是儒学。
中东地区宗教文化之分合,也与政治之分合成正比例。古埃及由多神崇拜到太阳神教崇拜,是埃及社会逐步走向政治统一的需要。在埃及统一王朝建立以前,埃及社会经历了氏族公社、农村公社、地区性的州、更大地区统一或半统一的王国,伴随这一发展过程,强大有力的氏族首领或地区首领成为一个地区社会政治联合体的首领或君主之时,他们所崇奉的神就成为该地区的地域保护神。而当某一州成为统一王国的政治中心之时,该州的地域保护神也就升格为全国的最高神[4]。因此,古埃及人原来信奉的神数目众多,在上埃及主要的地域守护神有牡羊、牝牛、胡狼、赤鹭、狒狒、鳄鱼、牝猫、鸢、睡莲,在下埃及主要的地域守护神有圣蛇和蜜蜂。在这些地域守护神中,女性神居多,这显然与古埃及社会母权制的政治遗风有关。后来,太阳神被当作光明之父和生命的源泉,受到全埃及人的普遍崇拜。太阳神不管是神牛状,还是神鹰状,都是掌握世界命运的,只是上埃及称太阳神为阿蒙神,下埃及称为拉神。到新王国时期的十八王朝,因为法老的地位有所提高,被当作诸王中最强大有力的国王,于是太阳神阿蒙、拉,也就被宣布为众神中最伟大的神。到埃赫那吞法老(前1379~1362)当政期间,太阳神新的名称阿顿,被宣布为国家惟一最高的神。可见一神论的出现是伴随着统一国家的政治形势的出现而出现的。
产生于西奈沙漠的犹太教,是在犹太人早期多神崇拜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神教。摩西为了将分属12个支派信仰多神的被带出埃及的犹太人拯救出来,在西奈山得到灵感,由古巴比伦三位一体神中的主神欣,联想到西奈毗邻埃及的米甸部落神雅赫维(耶和华),奉雅赫维为惟一真神,而犹太人是雅赫维的特选子民,是与神立约的民族。昔日的部落神演化为独一神,成为创业主和万物之主,正是政治集权即君主专制的反映,“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5]
基督教的产生,是在罗马人统治的巴勒斯坦地区。基督教产生前夕,罗马帝国由于连绵不断的奴隶起义和民族起义而陷于分崩离析的境地,作为被统治者的犹太人千方百计想摆脱罗马的异族统治,为此进行了无数次的起义和斗争,但都告于失败。有些民族领袖由于斗争失败而感到无能为力,就盼望救世主降临来拯救自己。耶稣创立的基督教于是应运而生:人们普遍希望一个统一的世界性大帝国,而统一的世界性大帝国需要有宗教方面的统一,但当时的各种宗教运动和政治集团不管是撒都该派、法利赛派、奋锐党派,还是艾赛尼派,都因自身的原因而不堪此任,时代在呼唤一种能融合各家之长、能为全社会普遍接受的新宗教[6]。这种新宗教所创造出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其形象是由犹太教为主体,又吸收了古埃及宗教中死而复生的冥世亡灵保护神植物神奥西里斯的因素和其他东方民族的思想、习俗和文化而形成的。而且,其中也有希腊、罗马文化的一些因素,如柏拉图主义和斯多噶主义等。因此,基督教既是适应统一的世界性大帝国而产生的,也是融合各种文化因素(其中以东方文化的犹太教和古埃及宗教为主,以西方文化为次)而形成的。
至于更晚些的伊斯兰教,也是适应阿拉伯半岛政治统一的需要而产生的,伊斯兰教所信仰的安拉独一神论代替了多神教和偶像崇拜,阿拉伯半岛的分裂局面也就结束了。伊斯兰教产生之后直到现在的1300多年间里,伊斯兰教分化成逊尼派、什叶派等大大小小教派1400多个。按年代平均,几乎一年就产生一个新教派,但这些教派之间的主张虽有不同,而独一神论的基本教义却始终未变。这就正如恩格斯所说:“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这样就产生了一神教。”[7]
从另一方面说,西方文化开始于希腊、罗马,“因为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8]然而希腊文化不管是发端于尼罗河流域,还是幼发拉底河流域,都是东方文化西传的结果,因为“古希腊、罗马文化是古希腊、罗马社会的产物,但它又是在文化发达较早的亚洲西部国家和埃及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无论在宗教、科学、哲学等方面都可以看到埃及、巴比伦和其他国家的影响,甚至希腊字母也是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形成的”[9]。犹太教、基督教也都发源于东方,但对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尤其是基督教文化传入西方之后,几经分化组合,最后变成西方的宗教。基督教经过2000年的分化组合和历史演变,形成了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等大大小小2000多个教派。这些不同的教派分别适应着西方社会的不同政治需要,发挥着作用。以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文化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淀和筛选,形成了以分析见长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引下,西方的科学技术得到长足的发展,使西方的物质文化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同时伴随着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物质主义成为西方的一种时髦思想。这种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是对自然界一味穷追猛打,暴烈索取,同时对别国大肆掠夺财富,发生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致使西方的有识之士从这些现象看到了西方的没落,重新开始从东方文化寻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