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即使是中国儒学,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划分为很多层次的。如果从文化交流和学派的纯杂程度来分,儒家学派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独尊儒术型、儒道互补型、三教合一型、四教会通型。这些学派的形成是受文化交流影响所致。即使是独尊儒术型,也离不开交流,只不过是对交流有所选择罢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代董仲舒最早提出来的,但他并没有做到独尊儒术,在他的思想中,已经杂糅了许多属于阴阳五行等齐学的内容。这说明独尊儒术是非常难的,连提出者也做不到。从儒学道统来说,真正恪守孔子学说的,有战国时的孟子,唐代的韩愈,宋代的安定、泰山、横渠、涑水四派,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儒道互补型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儒家思想与道教思想互补,如北宋濂溪、百源诸派,另一种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互补,如魏晋玄学。
三教合一型是宋代以后儒家学派势力最大的一派,程朱、陆王诸派概莫能外。
四教会通型的儒学是明代以后出现的儒学新派别,有两种类型: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和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基督教的会通不是成功的,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的基督教学派。伊斯兰教的会通是成功的,出现了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学派,如刘智、王岱舆、马复初等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都是四教会通型的伊斯兰教学者。
至于近代以后出现的新儒家,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和的产物。新儒家把西方的形上学套进儒学的框架,企图构造出新的儒学。但他们在焕发儒学生机和普及儒学方面基本上是失败的。梁漱溟影响较大,而他之后的新儒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流于虚空之学。但他们的贡献是开启了多元融和的先河,从而使在海外的新儒家在最近一些年,走出了一条新路——多元融和之路。
这些事实统统说明,儒学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儒学绝不会停留在孔子的地步。孔子是与时并进、自强不息的。
二、新儒家多元融和的成功范例
儒学在当代的表现形式就是所谓当代新儒家。尽管国内有些学者还不承认有新儒家的存在,甚至有人认为新儒家是当今集合在孔门后学的人,他们都是“蠢材”,也有海外学者认为新儒家有一种恪守道统的傲慢。对新儒家的褒贬说法歧义很大。事实上,新儒家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根据杜维明教授的说法,“当代新儒家”有广狭两义。狭义的“当代新儒家”,不妨以《中国论坛》(联合报系的知识性杂志)1982年在台北召开的以“当代新儒家”为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为例,只以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徐复观和牟宗三五位学人的思想为评断的对象。不过,众所周知,即使严格地定义当代新儒家,至少方东美、钱穆及冯友兰的思想也应列入考虑。广义的“当代新儒家”所指涉的范围旁及学术、知识、文化和政治各领域,包括的人物就相当多了。
当代大陆和港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钱穆、徐复观、方东美等人创建了新儒家学派,他们的学术贡献是无法否认的,但是他们的学术著作大多是在大陆和港台用中文出版的,所以他们的思想很难被西方的学术社群所理解,陈荣捷作为沟通中国的学术界和西方学者之间的桥梁,通过其典范性的翻译注释和专题性研究,使西方学术社群在最高层面上理解了中国儒家的学术思想。[1]
但是真正使美国人更多了解新儒家的恐怕还是所谓的波士顿儒家。
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过去在美国社会中,华人很难进入上层,但是在现在,经过华人的长期努力,华人精英的成就越来越大,在美国上层社会中显然有了华人的身影。科技界、学术界都有一些杰出的华人人士在为美国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从学术角度来看,到今天华人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学术在发挥巨大的影响和作用。汉语成为美国人喜欢学习的热门外语。有一大批美国年轻人,也在跟华人精英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在美国学术界有个通例:假如要研究中国文化,就必须是美国高等学术界的精英中的精英。只有成绩最高的学生,才会被接受研究中国文化。这些华人精英把中国文化带给美国人,使美国也出现了中国学。甚至美国也有了儒学,影响达到世界范围的就有以波士顿为中心的波士顿儒家和以夏威夷为中心的夏威夷儒家。
波士顿儒家我把它命名为对话派儒家。该派以查尔斯河为界,分为两派,以南乐山等人为首的对话派是注重儒学与基督教的对话,以杜维明为首的对话派注重儒学与伊斯兰教等东方文明的对话。波士顿儒家是在美国波士顿形成的儒家研究学派,一开始被认为是一个善意的玩笑,但现在在学术界已经出现了波士顿儒家的说法。而且,2000年已经出版了南乐山的《波士顿儒学》的著作,正式宣告了这一学派的确立。这一学派的特点是主张对话,因此也可以称为对话派儒家。波士顿儒家以查尔斯河为界,形成以南乐山与白诗朗为首的河南派,以杜维明为首的河北派。河南派以波士顿大学神学院为中心,南乐山是该神学院院长,他不认为儒学只是与中国特殊的历史情境有关,而西方学者只能研究儒家,不能成为儒家,他宣称自己就是儒家。他对当前儒家思想在比较哲学和神学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和贡献具有强烈的兴趣,从其原创性的哲学目标出发,力图在丰富而复杂地吸收柏拉图、皮尔斯、美国实用主义、泛亚洲佛教和儒家思想、基督教神学而形成的孕育体之内,对古典的西方理性形而上学或思辨哲学传统重新注入活力,因此他日益迷恋于儒家思想的分析。波士顿儒家的出现,就是源于南乐山关于全球现代思想的丰富资源之中。而白诗朗认为,儒学实际上已经成为国际性的运动,儒学将成为欧洲思想自我意识的一个方面,在太平洋和北大西洋找到听众。
河北派以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为代表,他注重孟学,沿着思孟、陆王、牟宗三的系统,强调心性修养的重要性,着力于人文精神的重建。在他领导之下,中美两国学者不断开展文化交流。杜维明对于儒学如何进行第三期发展的问题也谈得较多,认为儒学要有第三期的发展必须对西方文明所体现的而儒家传统所缺乏的价值做出创建性的回应,比如,科学精神、民主运动、宗教传统乃至弗洛伊德心理学所讲的深层意识的问题。其次,还要解决儒学和当前中国文化的相关性问题,以及儒学在中国大陆和东亚其他国家的生存条件与再生契机问题。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儒学还应“和世界各地的精神传统进行互惠互利的对话、沟通”,比如可以和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印度教、犹太教、耆那教、锡克教、神道教及各种地方宗教进行交流,“走出一条充分体现‘沟通理性’的既利己又利人的康庄大道来”。[2](P467—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