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史上，很少有像思孟学派这样既有着显赫的地位，又产生不断的争议。说它地位显赫，是因为至少从宋代起，它已被看作是得孔子真传，居儒学之大宗；说它争议不断，乃是因为对于“思孟学派”具体何指，其特色为何，甚或在历史上是否真得存在，都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历史学家认为，我们所能知道的只能是流传下来的历史。这种看法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典籍文献（广义的）在历史传播中的重要性。归根结底，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出现的思想总是要有各种文献记录才能被后人认识、了解，而一旦因为某种原因，这些典籍文献意外失传，那么，不管你的事迹如何轰轰烈烈，也不管你的思想如何睿智、深刻，都只能成为一个遥远的记忆而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而这一切不幸正发生在思孟学派身上。当然，我们说思孟学派在历史上争议不断，决不仅仅是因为《汉书·艺文志》中的“《子思子》二十三篇”在唐代以后已经失传，[ 除《汉书·艺文志》外，《隋书·经籍志》提到“《子思子》七卷”，但对这个“七卷”，有学者表示疑义，如宋濂《诸子辨》说：“《子思子》七卷，亦后人缀辑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故暂不讨论。]更重要的，乃是因为后代学者在争论中往往搀杂了自己的思想、观念，他们真正关注的也许并不是思孟学派的真实面貌，而是子思、孟子到底从孔子那里传下了什么样的“道”。在这种情况下，典籍的遗失、缺乏固然会影响到人们的理解、判断，但又何尝不会为后人的借题发挥、“六经注我”提供了便利；而这种借题发挥、“六经注我”虽然不无其自身的价值，但它终归已不是思孟学派的本来原貌。所以，要想揭开思孟学派的神秘面纱，还其本来面目，除了依赖新发现的材料外，一种客观、历史的态度同样显得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从春秋战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探究思孟学派的发展、演变，同时更要将其原有的内容与后人的发挥区别开来，终归我们探讨的是战国时期的思孟学派，而不是作为“道统”想象的思孟学派。
（一）先秦：子思、孟子学派独立存在
那么，思孟学派是如何提出来的？它在思想史上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这些无疑是我们首先要考察的问题。在先秦典籍中，明确将思孟联系在一起的是荀子，其《非十二子》篇说：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按照荀子的说法，子思、孟轲不仅前唱后和，主张一种五行说，而且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到一批俗儒的支持、拥护。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学的代表人物，他的说法自然有一定根据，所以后世所谓的思孟学派实际也就是由这条材料而来。与此不同，韩非子则将思、孟看作分别独立的学派，其《显学》篇说：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这里虽然提到“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但似乎只是把它们看作“儒分为八”中的两派，对于二者关系如何，则根本没有谈论。不过韩非子“儒分为八”的说法也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地方。比如，它所说的八派并不处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子张、漆雕氏（漆雕开）等属于孔门的七十二子，约生活在春秋末期；最晚的孟氏（孟子）、孙氏(荀子)则已到了战国后期，前后相差约二百余年，所以韩非所说的“儒分为八”显然是不能当作并列的学派看待。又比如，八派中有“颜氏之儒”，孔门弟子中除颜回外，还有颜无繇、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何、颜浊邹等人（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及《孔子世家》），但多数学者还是倾向认为是指颜回一派。如果是这样，那么颜氏之儒就应该是由颜回弟子创立，但又尊奉颜回；因颜回先于孔子而卒，根本不可能立派。八派中又有“乐正氏之儒”，先秦儒家为乐正氏者有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和孟子弟子乐正克，前人考订乐正氏之儒也不外乎此二人。如果是前者，那么，“儒分为八”中有曾子弟子创立的乐正氏之儒，却没有曾子；如果是后者，则孟子与其弟子分别创立了两个学派。此外，韩非所提到的八派似乎也并不能概括孔门后学的全部。像《荀子·非十二子》所批判的“贱儒”共有“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三家，而韩非所提到的只有“子张氏”一家。还有，《孟子·离娄下》提到的率弟子“七十人”的曾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提到的“从弟子百人，设取予去就”的澹台灭明等，显然也都是开宗立派的大师，但均没有被韩非列入八派之中。所有这些都让人感到费解，搞不清韩非分派的根据是什么。那么，如何看待荀子与韩非不同的说法呢？我们认为这可能同二者的着眼点不同有关，荀子强调的是学派间的归属和联系，而韩非说的则可能是历史上产生的具体学派。
我们知道，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主要是通过收徒设教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在孔子门下汇聚了庞大的弟子徒众，形成了最早的儒家学派。从《论语》、《礼记》等典籍来看，孔子与其弟子的关系往往是宽松、自由的，弟子由于信奉孔子的思想，推崇孔子的人格，来到孔子门下；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离孔子而去，[《战国策·赵策三》：“楼缓（对赵王）曰：‘王亦闻夫公甫文伯之母乎？公甫文伯宦于鲁，病死，妇人为之自杀者二八。其母闻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者（《新序·善谋》作“孔子”），贤者也。逐于鲁，是子不随。今死，而妇人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这位公甫文伯就曾作过孔子的弟子，后因孔子“逐于鲁”，又离开了孔子。]儒家内部似乎始终没有形成严格的组织系统，更没有对学派的传授作出明确规定，体现了儒家不同于一般宗教的特点。所以孔子以后，儒家内部虽然出现分化，但各家立派依然是通过收徒设教的形式。当儒家的某一人物，在门下聚集了一定数量的弟子，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甚或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便形成所谓的“派”。这种“派”的数量自然会是很多，远远不止于八派，韩非所说的“儒分为八”可能是指他当时对儒家分派的了解，并不能概括儒家分化的全部。同时，由于韩非乃法家人物，对儒家情况可能并不十分了解，他只注意到子思、孟子都曾立派，故从旁观者的立场将其分为两派，至于二者关系如何，自然不是他所关心的了。荀子的情况则不同，他主要是从儒家内部的派别划分来看待思、孟的关系，认为二者在儒家内部处于同一思想路线。在所批评的“十二子”之外，荀子又提出仲尼、子弓，称赞其“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群天下之英杰”，“是圣人之不得执者也”，认为自己即是出于仲尼、子弓之后。因此，子思、孟轲与仲尼、子弓实际代表了荀子所理解的儒家内部的不同路线，他将思、孟联系在一起，并给予批判，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就荀子而言，他也没有肯定思、孟就是一个学派。[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判的对象，如它嚣与魏牟，陈仲与史鰌，墨翟与宋鈃，慎到与田骈，惠施与邓析等等，往往是由于其思想具有某种一致性，或同属于某一家，而并没有肯定他们就是一派，子思、孟轲的情况应该与此相同。]因此严格说来，思孟学派应该是子思学派和孟子学派的合称，因二者思想具有某种一致性，所以人们将其联系在一起，合称为思孟学派。但二者在历史上则是分别独立的，当“孟氏之儒”出现时，“子思之儒”可能依然存在。然而，可能由于后者只是在墨守师说，缺乏创造，所以真正发展子思思想的，反倒是后起的孟子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