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是我国书法史上的极盛时期，楷书、行书、草书都同时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成为规范后世的楷模。 

　　东晋书法的繁荣，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字体的的自身演变与书写工具的改进，是东晋书法繁荣的基础，魏晋以前，只有篆书、隶书、章草等书体臻于成熟，这几种书体变化较少，所以难有更大发展，而易于寄托、抒发个人情感的楷书、行书、今草尚未成熟，经过魏以及西晋书法家的努力，这几种书体逐渐成熟，到了东晋，崇尚自然，寻求情感寄托的书法家们将它们作为个人情感的宣泄方式，并将它们推向书法艺术的高峰。魏晋时期，笔墨纸砚的制作更加完善，日趋精良，种类繁多，这也为东晋书法家充分发挥艺术才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思想方面，随着儒家思想的衰退，老庄哲学和佛学乘时而起，老庄思想突破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这也为东晋书法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东晋初年势力最大的家族，当时甚至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同时，终东晋一代甚至整个书法史，王家也可以说是最为煊赫的一族

　　显赫的书法世家---王氏家族 

　　说起书法，不能不说王羲之；说起王羲之，几乎是家喻户晓，说不定还能说出几个有关他的故事。这也算是中国独特的书法文化现象。

　　王羲之（303-361），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1---王羲之与行书

　　天下第一汉字行书，王羲之《兰亭序》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行书法帖。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历代书家都推《兰亭》为“行书第一”。唐时为太宗所得，推为王书代表，曾命赵模等钩摹数本，分赐亲贵近臣。可惜被唐太宗作为殉葬品，埋入昭陵，从此真迹永绝于世。存世唐摹墨迹以“神龙本”为最著名，唐太宗时冯承素号金印，故称为《兰亭神龙本》 

　　《兰亭序》共书324个字，全篇一气呵成，有如行云流水，潇洒飘逸，骨格清秀，点画遒美，疏密相间，布白巧妙，蕴含着极其丰裕的艺术美，全篇字的大小参差，长短相间，错落有致，点画皆映带相生，笔意相连，气脉贯通，字的结构富于变化，千姿百态，各具特色，法度俨然，整体气势从容不迫，充分体现了晋人”尚韵“的特色。 

　　《兰亭序》共出现的20个“之”字，各有不同的体态及美感，无一雷同。

　　《兰亭序》的章法特点 

　　《兰亭序》在章法上属于纵有行，横无列的形式，和其它行书作品相比，《兰亭序》的章法显得自然平和，气韵生动，内涵丰富，它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字距、行距变化微妙

　　（二）用笔轻重有致

　　（三）中轴线自然生动

　　因为《兰亭序》，而永不消逝的美丽兰亭

　　美丽的鹅池

　　在兰亭里，有个方形的水池，池水清碧，白鹅戏嬉水面，池左旁有一座三角形的碑亭，亭内碑石上刻有“鹅池”两个草书大字。相传 “鹅池”两字为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手笔，传说王羲之刚写完“鹅”字，欲书 “池”字时，忽闻圣旨到，遂搁笔迎旨。他的儿子王献之，趁父亲离开之际，提笔补上“池”字，一碑二字，一肥一瘦，父子合璧，成为千古佳话。

　　《快雪时晴帖》，行书四行。  现藏于台北博物馆。

　　《快雪时晴帖》

　　2---王羲之与楷书

　　王羲之楷书《黄庭经》

　　王羲之楷书《曹娥碑》

　　《十七帖》

　　《得示帖》

　　《丧乱帖》

　　《初月帖》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等。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濛、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