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弼生于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祖上于宋室南渡时由汴迁居华亭，数世均无功名。张弼家住郡城西门外谷阳桥西南。成化二年（1466年）进士，授兵部主事，晋员外郎。因作《假髻篇》讽刺时贵，遭当权者忌恨，被排挤出京，任江西南安知府，治绩颇著。

　　南安地当赣粤要冲，亡命者聚山为盗，久为民害。到任后，先后捕灭。大庾岭为客商货物往来通道，当地人民从事运输，赖以为生。后为广东南雄豪霸侵夺，民众失业贫困。张弼请准江西、广东二藩司，予南雄、南安两地民众中分其利。岭路狭隘险峻，难于行走，就将所得商税，雇工拓宽路基，砌道，架桥，长达30里，岭路畅通。荒年，开仓平粜，救济民众；时疫流行，延请名医，为民治病。

　　南安府所辖的南康县，民俗好讼，则严惩首恶，杀其刁风；禁诬告，反冤狱。创立“射圃”，亲自教民习武，以备盗寇；建社学，创书院，祀先贤，修郡志，以教化南安士民，习俗为之一变。告归之日，老幼攀辕而送，为建祠塑像。

　　据张鼐《先进旧闻》载：“东海张先生守南安时，各郡收兵议赏，武夫悍卒乃惟愿得侯墨妙，而过客往往以是罢诛求焉，岁以笔札佐郡费类此。”从这里的记述看，张弼颇不惜墨，应有大量作品流传才是，然而他的作品存世并不很多。卒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年六十三岁，葬于凤凰山之阳。

　　诗文清健。尤工草书，取法张旭、怀素。尝自言：“吾书不如诗，诗不如文。”李东阳笑为“英雄欺人之语。”著有东海文集五卷，《四库总目》和鹤城稿并行于世。《明史·文苑传》称其：“工草书，怪伟跌宕，震撼一世。”、“酒酣兴发，顷刻数十纸，疾如风雨，矫如龙蛇欹如坠石，瘦如枯藤”，更喜作擘窠大轴，怪伟跌宕，震撼一世，人称“张旭复生”。四方求书者无虚日，甚至海外诸国，都知张东海之名，前来购求墨宝。传世手迹有《草书千字文》、《唐诗七律卷》、《草书登辽阳城诗》等（现藏故宫博物院），又有《七绝》诗轴（现藏上海博物馆）。后人搜集其草书，于明末刻板保存，名《铁汉楼法帖》（现藏松江博物馆）。

　　著作有《鹤城》、《天趣》、《面墙》、《清和》、《庆云》诸稿及《东海手稿》，后由其子张弘至辑为《张东海先生集》（9卷）

　　当时在书坛上已经改变了明初那种工整平稳、圆润婉媚、细劲流畅的“台阁体”规范，追求的是奔放自由的书风。张弼是当时典型的书家代表，书风受怀素狂草放纵的影响极大，作品用笔奇崛，线条流畅，牵丝带笔处挥洒自如，使转生动活泼，气势贯通，变化丰富，反映了张弼草书的典型面貌。张弼是明代前期草书的代表人物。他喜欢作大字草书，史书记载说他酒酣兴发，顷刻能写数十张纸，疾如风雨，矫如龙蛇，世人甚至以为颠张（张旭）复出。董其昌说张弼的草书是学习怀素，实际上他同解缙的狂草关系更为直接。他们代表了明代前期对唐代狂草的一种理解与取用。一方面，他们作为与当时流行的台阁体的对立面，更多地表现了自己的

　　个性，而受到人们的重视；另一方面，他们给明代后期草书直抒性灵以启迪。张弼小字草书流传较少，作品圆熟劲健，结构、章法自然而富有变化。张弼行书结构紧凑生动，较多地使用方笔，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张弼的草书，以唐代张旭、怀素为楷模，亦是明初草书家欲改变元代自赵孟頫以来蕴藉清妍的书风，追求挥洒放纵的延续。他的一些作品，在张旭和怀素的狂草中加入章草笔意，在意念上与早期的宋克、俞和颇为相近。但他的许多作品，却又完全抛弃章草的用笔，在结构上以开合为主，笔意上则求快、求飘。所以祝允明曾说：“张公始者尚近前规，继而幡然飘肆，虽声光海宇，而知音叹骇”，认为张弼作品中的轻浮作态不可取。但张弼求新求变的改革性书风，却成为当时潮流的走向，学他的人很多，甚至海外之国亦购求其迹。其间必然地有了精粗优劣的差别。陈献章评张弼草书：“好到极处，俗到极处。”俗到极处四字，诚然是很大的贬词，但好到极处却又是非常的褒语了。董其昌一代书学宗匠，评张弼的《庆云堂帖》亦多赞美之辞：世多推重其狂草，至祝希哲评书，独推其盛年之笔，当由未见翁之大全耳。今观此刻，众体毕备，若有意无意，或矜庄如礼法之士，或潇洒如餐霞之人。虽与希哲同学醉素，而狂怪怒张则希哲不免，翁无是也。

　　关于草书，张弼曾有答客问“（昶）深解书法，或问张汝弼草书，曰：‘好到极处，俗至极处。，问：‘如何则可？’曰：‘写到好处，变到拙处。’”这一段文字对了解张弼的草书艺术及思想应是有所帮助的”。都穆说：“张公草书师宋昌裔，昌裔者名广：“洪武初与宋克（仲温）、宋璲（仲衍）俱以书擅名，人称三宋’。然评者谓昌裔书较之二宋不逮，以其笔联续不断，非古法也。（《寓意编》）。”都穆的褒贬于此可见。贬者主要依据是“笔联续不断，非古出法也。”这一点在当时或许是个问题，并会有不少的支持者，但以我们今天的认识来看，“古法”并非只此一法，大可有别的风格存在。即便取张旭草书来说，亦有“笔联续不断存在，晚明王铎、傅山等连绵大草在今天更是备受欢迎，可见不可偏执于一己之见。

　　张弼常常醉书，故酒酣兴发下笔速疾，如骤雨旋风，应手万变，并可见怀素遗意。张弼认为自己的狂草大字最佳，验之他的书法，说的也是有道理的，这大约和一个醉字不无联系。

　　董其昌评张弼时说：“东海在当时以气节重，其书学怀素，名动四夷。自是吴中书家倍出，声价少减。然行狎书尤佳。今见者少耳（《容台集》）。自张弼之后，吴中出了祝允明、王宠、文徵明等一批杰出的书家，张弼“声价少减”自是情理中事。但董其昌对张弼的“行狎书”很有好评，值得注意。行狎书即行书，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有张弼的一件行书卷“苏轼太白仙诗卷”，即为一件难得的佳作此卷写的笔酣墨畅，笔势飞动，提按自如，张弼行书水平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