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1900－1992年），原名文若，字孟海，号石荒、沙村、决明，鄞县沙村人。出生于名医书香之家，幼承庭训，早习篆刻，曾就读于慈溪锦堂学校，毕业于浙东第四师范学校。1922年，沙孟海到上海担任家庭教师期间，有幸接触令他十分仰慕的康有为、吴昌硕等大师，对以后沙孟海的书法和篆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5年他任教商务印书馆图文函授社，其间，从冯君木，陈屺怀学古文学，使他学艺大进。章太炎主办的《华国月刊》，多次刊载他的金石文字。曾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西泠印社社长、西泠书画院院长、浙江考古学会名誉会长等职。

　　其书法远宗汉魏，近取宋明，于钟繇、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苏轼、黄庭坚诸家，用力最勤，且能化古融今，形成自己;独特书风。兼擅篆、隶、行、草、楷诸书，所作榜书大字，雄浑刚健，气势磅礴。沙氏学问渊博，于语言文字、文史、考古、书法、篆刻等均深有研究。

　　在书法上沙孟海受康有为、吴昌硕影响，代表了北碑雄强一路而开一代风气，无论篆隶楷草，在书法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尤以行草书最佳。他的擘窠榜书海内无匹，被世人誉为“真力弥满，吐气如虹，海内榜书，沙翁第一”。其作气势宏大，点画精到，富现代感，以气胜，且字越大越壮观，此非胸有浩然之气不能致也，为当代书风典范。在篆刻上，青年时代的沙孟海就有幸得到了吴昌硕、赵叔孺的教导。在赵叔孺“为圆朱文，为列国玺”的印风影响下，沙孟海也对圆朱文印及列国玺有着多年的潜心研究，且能师承有法，高致绝伦，复博涉陈秋堂、赵之谦、吴让之的治印风格，深得其理。他的印作得到了篆刻大师吴昌硕的高度评价：“虚和秀整，饶有书卷清气。蕙风绝赏会之，谓神似陈秋堂，信然。”

　　但求平正

　　30岁以前，沙孟海先生临写的碑帖有《集王圣教序》、《郑文公碑》、《张猛龙》等。这一阶段，可称为但求平正阶段。综观沙先生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在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楷书作为先生书作的主要书体占据着首要地位。而其精工小楷尤甚多。这可能与先生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环境有着重要关系。

　　务追险绝

　　进入中年以后，随着学养的日渐丰厚和阅历的渐次拓展。沙孟海先生多用功地关注字的“体势”和章法的“气势”。当然，原有精耕细作的楷书不是全然放弃，偶作楷书。譬如48岁所作《修能图书馆记》和50岁所作《叶君墓志铭》即是中年时期楷书的优秀作品，也是沙先生的得意之作。但以楷书为主的创作转向以行草为主的创作是沙孟海先生“既知平正，务追险绝”的艺术观念的转换之始，从以往的以“尚韵”为主的追求到对北碑一派“尚势”为主的追慕，沙先生将自己的艺术观念融于帖学与碑派的熔炉里，燃烧着，冶炼着，企冀艺术个性化的涅盘与再生。沙先生也深知，帖学与碑派是书法艺术不同类型的两种风格，尽管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姻缘关系和千丝万缕的艺术内在的相同规律，然而毕竟尚韵崇势，各领风骚，既非互相对立，也不能相互替代。要在帖学与碑派中融化自我，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实非容易之事。但撷取意态挥洒的帖学和雄浑朴拙的碑派之长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古代崇碑尚帖的书法艺术家都从此中领悟到艺术的无限玄机，使自己的艺术个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

　　这一时期沙先生的作品可谓是“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时期，横跨时近四十年。概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进入1980年代以后，随着“新时期”文艺事业的复苏，沙孟海先生迎来了他书法艺术蓬勃向上的春天。沙先生精神勃发，满怀激情地投入到书法艺术创作之中。先生说：“自从林彪、‘四人帮’被粉碎以来，全国形势大好，文艺得到了春天。我虽80之年，还是壮心未已，正想与中年人一道来继续上进，昌硕先生讲‘谓我何求颡有眦，八十翁犹求不已’。”这一时期，沙先生的创作进入一个鼎盛时期：“既能险绝，复归平正。”陈振濂先生在《沙孟海书法篆刻论》文中分析沙先生190年代书风特征时说：“有意为之强调气势和刻意求全的强调技巧，逐渐地为炉火纯青地信手拈来所代替。一切犹豫、彷徨和偶有小获的喜悦，被一种更为大气的风度所淹没。”

　　先生这个时期的作品，行草书和擘窠大字占据了先生鼎盛时期的主导地位。也正是行草书和擘窠大字使人们看到了有希望的当代书坛。

　　这一时期的作品，是先生千折百磨后的峰回路转，归于平正，一派玄机。先生的书法风格由秀逸儒雅到浑厚华滋最终归于古拙朴茂，一如草木之由春之绚丽多姿到夏之煊赫灿烂而人于深秋的豪迈深远最终归于冬之空旷无际。先生结字的斜画紧结，不主故常；用笔的侧锋取势，迅捷爽利，锋棱跃然；线条的浑厚朴拙，于纵横之间任其自然，令人羡叹不已。董其昌云：“渐老渐熟，渐熟渐离，渐近于平、淡自然，而浮华利落矣。姿态横生矣，堂堂大人相独露矣。”此语可为沙孟海先生独特书法艺术风格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