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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关于“情感儒学”与“情本论”的一段公案

2017-12-22 16:40:00  作者:黄玉顺  来源:当代儒学

  作者按:本文是为《人是情感的存在——蒙培元先生80寿辰学术研讨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所作,今载《当代儒学》第12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版,第173-177页。

  值此为蒙培元先生祝寿的机会,我想谈一段学术公案,涉及蒙先生“情感儒学”与李泽厚先生“情感本体论”之比较的问题,尤其是后者是否属于儒家的问题。

  2015年6月1日,我接到美国夏威夷大学Roger T. Ames(安乐哲)和Peter D. Hershock两位教授代表世界儒学研究联合会(World Consortium for Research in Confucian Cultures)发出的邀请通知:当年10月要在夏威夷大学举办一次专题研讨会,主题是“李泽厚与儒家哲学”。

  以下是我当天的回信,谈到了李泽厚的“情感本体论”:

  Dear Roger and Peter

  您好!非常感谢您对世界儒联、及其会议所付出的努力!

  关于李泽厚的会议,我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参加,非常遗憾!

  不过,我愿趁此机会,谈谈我对李泽厚“情感本体论”的看法。我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儒家的情感观念》,曾谈到了李泽厚,并明确地将他排除在“儒家”之外:

  20世纪以来,出现了一种“反智重情”思潮,最典型的如朱谦之的“唯情论”、袁家骅的“唯情哲学”。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李泽厚的“情感本体论”。……李泽厚的“情本论”:第一,出自美学思考,其思想立足点是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体论”,把一切建立“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属于历史唯物论性质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第二,这种本体论仍然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所以李泽厚批评海德格尔:“岂能一味斥责传统只专注于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岂能一味否定价值、排斥伦理和形而上学?回归古典,重提本体,此其时矣。”以上几家均非儒学。

  事实上,本世纪以来,在儒家内部,将儒学重新阐释为“情感哲学”的代表人物,是我的导师蒙培元先生,这是众所周知的,他的思想被称为“情感儒学”。李泽厚提出“情本论”是在2010年前后,而蒙培元提出情感儒学则是在此之前,即本世纪之初的2002年前后,见其代表作之一《情感与理性》及其它一些文章。

  所以,如果可能,我愿意承办一次会议:蒙培元“情感儒学”研讨会。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个人看法而已。

  顺颂大安!

  黄玉顺

  鉴于此事涉及重大的学术问题,我于2015年6月1日当天将这封回信发布于“黄玉顺的博客”。

  紧接着,6月5日,“李泽厚的博客”做出了以下回应:

  对黄文的一点纠正:

  在此文中,黄玉顺教授说:“李泽厚提出‘情本论’是在2010年前后,而蒙培元提出情感儒学则是在此之前,即本世纪之初的2002年前后,见其代表作之一《情感与理性》及其它一些文章。”将李泽厚提出“情本体”的时间,定为2010年,谬矣!黄教授这一说法,大概依据的是《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其实,李泽厚提出“情本体”,远远早于此,比如在1985年的关于主体性的第三个提纲就提出了:“于是,只有注意那有相对独立性能的心理本体本身。时刻关注这个偶然性的生的每个片刻,使它变成是真正自己的。在自由直观的认识创造、自由意志的选择决定和自由享受的审美愉悦中,来参与构建这个本体。这一由无数个体偶然性所奋力追求的,构成了历史性和必然性。”“所谓本体即是不能问其存在意义的最后实在,它是对经验因果的超越。离开了心理的本体是上帝,是神;离开了本体的心理是科学,是机器。所以最后的本体实在其实就在人的感性结构中。”1989年出版的《美学四讲》结束语便是:“情感本体万岁,新感性万岁,人类万岁。”1989年的第四个提纲也提了“情感本体”,有一节的标题就是:“于是提出了建构心理本体特别是情感本体”。

  奇怪的是,为何黄教授却要将这一时间推迟了整整25年?!

  至于如何评价李泽厚的“情本体”是另一问题了。

  这个回应,意在表明李先生提出“情本论”的时间很早,为此提出了以下三条证据:

  一是1985年李先生关于主体性的第三个提纲提出:“于是,只有注意那有相对独立性能的心理本体本身。……”

  但读者不难注意到,李先生在这里提到的并非“情本体”或“情感本体”,而是“心理本体”。这条证据完全不能成立:岂能将“心理”归结为“情感”?

  二是1989年李先生出版的《美学四讲》的结束语提到:“情感本体万岁,新感性万岁,人类万岁。”

  但我想指出的是:在一句话里偶然地提到了“情感本体”这个词语,这并不等于提出了“情感本体论”,因为后者作为“XX论”应当是一个多多少少具有一定系统性的理论,而不仅仅是一个偶然提到的词语。

  三是1989年李先生的第四个提纲,有一节的标题说“于是提出了建构心理本体特别是情感本体”。

  其实,这里的“情感本体”同样只是一个偶然提到的词语,而且是隶属于上述所谓“心理本体”的;这同样并不是作为一种系统理论的“情本论”或“情感本体论”,故而并非充分的证据。

  所以,仅仅根据以上三条材料,根本不能证明“黄教授将这一时间推迟了整整25年”。显然,我所说的“李泽厚提出‘情本论’是在2010年前后”,并不能被以上三条材料推翻。

  不仅如此,其实,我在那篇文章里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时间先后的问题,而是“儒家的”情感理论,该文的题目就是《儒家的情感观念》。我那封信的主旨是委婉地指出,会议的主题“李泽厚与儒家哲学”(Li Zehou and Confucian Philosophy)是不太妥当的,我“明确地将他(李泽厚)排除在‘儒家’之外”。在那封信里,我的说法是“本世纪以来,在儒家内部,将儒学重新阐释为‘情感哲学’的代表人物,是我的导师蒙培元先生”。

  当然,李先生及其“情本论”算不算是“儒家的”,这是可以讨论的。并且,我的意思也并不是说李先生的“情感本体论”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在那篇文章里,我对20世纪以来出现的“重情”思潮,不论是否儒家,都是非常重视的。不仅如此,我一向认为,李泽厚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作为学界晚辈,我本人也曾从他那里学到过不少东西。

  但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是李先生率先提出了关于情感本体的理论,更不认为李先生是儒家(我始终认为,李先生哲学思想的根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在那篇文章里,在李先生之前的非儒家的人物,我提到了“最典型的如朱谦之的‘唯情论’、袁家骅的‘唯情哲学’”(所谓“唯情”犹如“唯物”、“唯心”,就是将“情”视为本体、或者具有本体地位的东西);而儒家的人物,我谈到了梁启超和梁漱溟:

  与儒学有密切关系的情感主义倾向,有梁启超的情感观念。他认为“情感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因此主张“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他说:“只要从生活中看出自己的生命,自然会与宇宙融合为一”;“怎么才能看出自己的生命呢?这要引宋儒的话,说是‘体验’得来”。 这种情感体验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渊源。

  儒家情感主义的复兴,梁漱溟是一个典型。尽管受到柏格森的影响,梁漱溟的情感论显然属于儒学。其早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判定:“西洋人是用理智的,中国人要用直觉的——情感的。” 中期的《中国文化要义》仍然是这种“中/西—情感/理智”二分的观念,只不过是用他自己的独特概念“理性”来表示情感。 梁漱溟说:“周孔教化自亦不出于理知,而以情感为其根本”;“孔子学派以敦勉孝悌和一切仁厚肫挚之情为其最大特色”;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而“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伦理之‘理’盖即于此情与义上见之”。

  儒家情感观念的更为彻底的复兴,见于蒙培元的专著《情感与理性》及一系列著述,他的理论被称为“情感儒学”。 陈来也认为,蒙培元的思想可以概括为“生命-情感儒学”。 在蒙培元看来,儒家哲学乃是“情感哲学”。他说:“人的存在亦即心灵存在的最基本的方式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生命情感。”因此,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人是情感的存在。”

  总之,在我看来,蒙先生的“情感儒学”,可谓是孔孟之后的两千年来儒家思想之大翻转,即一反皇权帝国时代儒学的“性→情”架构,而重新确立了仁爱情感的根本地位。

  

责任编辑:李晓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