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十论》，陈桐生著，人民出版社2016年10月第一版

　　先秦文学以其语言艰深而令人生畏。在这片古老的文学研究领域，要想发掘出一点新的东西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近日读陈桐生新著《先秦文学十论》，感到作者所讨论的十个论题篇篇有新意。作者是如何做到的呢？

　　利用新出土文献，是《先秦文学十论》出新意的途径之一。该书第三论《从出土文献看七十子后学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是典型的例子。作者以新出土的郭店简、上博简与传世文献互证，认为大小戴《礼记》绝大多数文章作于孔门七十子后学之手。作者将七十子后学著述的《论语》、大小戴《礼记》、《孝经》、《仪礼》、郭店简及上博简中儒家文献等作品称之为“七十子后学散文”。七十子在年辈上有“先进”“后进”之分，在著述形式上有“述”“作”之别。“先进”仿效史官而首开记述宗师言行之风，完成了由历史记言文向诸子说理文的过渡。“后进”则由“述”到“作”，创作了中国最早的专题论文。先秦诸子说理散文在七十子手中就已基本成型，此后诸子百家不过是在篇幅、风格、技巧、手法、逻辑结构上有所发展而已，因此对所谓先秦诸子发展三段论要重新审视。在先秦散文史上，七十子后学散文处于上承历史记言散文、下启诸子说理散文的枢纽地位。“七十子后学散文”提出以后，就将原来互不相干的先秦历史散文与先秦诸子散文打通了。

　　出土文献对于研究者来说，毕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该书绝大多数篇章并不是依赖新材料取胜，而是通过深入研读第一手文献材料，在广阔的学术视野上将这些材料联系起来，从中得出新的观点。以第一论《中国文学语言的第一次解放》为例。作者认为，中国文学语言在殷商起步，其代表文献是殷商甲骨卜辞、铭文和《尚书·商书》，这些文献的语言可以称之为“殷商古语”，特点是艰深古奥。西周文坛存在两套语言：一是沿袭前朝的“殷商古语”，另一是周人通过扬弃“殷商古语”并提炼周人口语而形成的“文言”。这两套语言，一主一次，一雅一俗，一难一易，一因一革，区分十分明显。《周书》《周颂》《大雅》以及西周铭文和周原甲骨卜辞语言刻意因袭“殷商古语”，《周易》卦爻辞、《国语》中西周散文和《诗经》西周风诗则采用相对平易的“文言”。随着历史文化条件的变迁，“殷商古语”逐渐走向衰落，“文言”因其接近时代、贴近生活、易懂易写、便于交流而广为作家们所接受，成为春秋战国以后主流文学语言，由此中国文学语言从艰深佶屈的“殷商古语”中解放出来，走上了平易畅达的发展道路。此前，学术界将中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分为“文言”“白话”两个阶段，作者则据此提出“殷商古语”“文言”“白话”的中国文学语言发展三段论。

　　《先秦文学十论》或追溯源流，或还原历史文化语境。前者如第八论《先秦格言体源流》，作者将《老子》《孙子》《论语》中的格言上溯到商周史官格言和兵家格言，令人信服地梳理了先秦格言发展线索。后者如第四论《孔门弟子对文艺抒情本质的发现》，将战国前期儒家文艺研究放在礼学语境之中。作者指出，由于礼因人情而为之节文，因此孔子由研究礼学而进入性情领域，开启了由礼入情的路径。孔门七十子后学在继承孔子毕生为之奋斗的礼学事业中深研人性，在探讨人性过程中发现了诗乐艺术抒写性情的本质特征，最后落脚于以礼节情，由此构建了儒家的诗乐教化理论。此后，如何处理情与礼的关系，就成为儒家文学思想发展的主线。又如第十论《楚辞五体源流论》，作者还原了战国署名习俗，将楚辞分为骚体、天问体、招魂体、散文赋体、楚歌五种体裁。

　　作者这些创新，并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刻意为之。他是潜心阅读原著，认真思考，真积力久，最后才能从中发掘新意。